图1 李慕愚与孙作宾在参加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驻地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首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参赞兼武官、党支部书记。1952年回国后，先后任重工业部设计总局副局长，一机部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青海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等职，1963年初调任一机部直属西安仪表厂厂长，党委常委，一机部视察员。西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79年起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总之，父亲的一生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贡献。少年时期当过儿童团长，参加过学生运动；青年时期参加过渭华起义，靖远起义，西安事变；创建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做过十八年党的地下工作，杨虎城上尉侍从副官，参加了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当过外交官，做过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并长期担任机械工业系统的领导工作。
1、父亲与机械工业设计
父亲1952年7月从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参赞兼武官的外交工作回国正好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是指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计划，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背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图2 一机部副局长左4李慕愚6张协和7罗凤奇与苏联专家合影
父亲回国后当年分配到重工业部机器工业管理局基建处任处长，同年10月重工业部划分为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后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司任副司长。1953年3月设计司改为设计总局，父亲就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字的任命书，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副局长(局长李如洪)。当时以苏联工业化模式为样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次政治选择。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标志着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形成。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各方面均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1950～1954年，苏联在贷款给中国的同时扩大了设备供应的范围，并对援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施工设计、设备安装、试运行等提供技术指导，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从父亲的自传中得知他在从事设计工作的六年半的时间里，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思想为指导，经常出差在全国各地跑，工作非常繁忙。组织与专业人员一起选址，与苏联专家一起设计图纸，与技术人员一起做项目计划。在这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组建了七个设计分局和六个勘察队，分布在北京、上海、沈阳、长春、武汉、西安、大同等地。记得过去母亲曾说我是1953年6月出生，当时家里有保姆照看我，父亲经常早出晚归，而且老出差，所以那时父亲让我叫爸爸，我都不叫。父亲在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工作期间，还曾担任过部党委常委和统战部长，因当时设计总局知识分子多，工作需要，1953年6月，根据一九五二年六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1]”精神，即“在各民主党派内应当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与左翼分子结合起来，形成骨干，共同执行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翼分子的任务，使各民主党派能够成为我党团结教育和改造上述各阶级、阶层的助手。”经国家机关党委批准，父亲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为党做好统战工作。
图3 左1李慕愚、中苏联专家和右1李如洪
在局里不论工作还是处理日常事务父亲与李如洪局长和同志们都相处的很好，大家经常会一起回忆那一段经历。父亲由军事、外交转到经济战线后的六年里通过实践，学习了基本建设和工厂设计的一般规律，进一步认识到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为国家培养了一支工厂设计的技术队伍，完成了“一五”期间我国重点机械工业项目的设计任务，为我国培养一支工厂设计队伍和机械工作的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每当说起这一段经历，父亲都会感到非常欣慰与自豪。
2、父亲与机械工业建设
1958年7月为了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三个并举”发展工业的方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抽调三十四名司局级干部，赴各省组建省机械厅局。1958年7月，父亲不顾母亲患高血压作为领导干部家属带头提前退职，孩子幼小等情况，又主动申请去青海省支援机械工业建设，同样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字的任命书，任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兼党委书记。
图4 左二李慕愚与青海机戒厅同志合影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描绘新中国将“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建立之初，加强重工业的建设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中国要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就必须首先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项重工业。9月，毛泽东强调，中国工业建设“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经历了抗美援朝，建立、发展中国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显得更为迫切。
图5 李慕愚在青海西宁造船现场
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国家安全决定一切的指向下，“一五”计划期间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确定了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
解放时，青海只有简单粗陋的大小工厂15个，全部固定资产仅止300万元， 基本上依靠手工操作，工人1428人。50年代以后，在国家的支持下，依托农牧业资源，全省先后兴建了以粮油加工、皮革、毛坊、肉、奶等为主的一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企业和电力、煤炭等基础工业，西宁机械修理厂、毛纺厂、农具厂、青海第一砖瓦厂、毛家寨水泥厂、陆续展现在人们面前，青海工业开始真正迈出前进发展的脚步。我记得当时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母亲和姐姐在北京都浮肿了，没有更多的主食，我们当时还到大街上去撸榆树叶拌面当饭吃。父亲在青海因为工作繁忙离不开都不能管我们。父亲在青海任职四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与当地干部同吃同住，同心同力的工作，出主意想办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解决各种矛盾和困难。到1962年底，在父亲和机械厅同志们的努力下，为青海省机械工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一支优秀的技术队伍，先后领导建立起青海综合机床厂、综合电机厂、轴承厂，还扩建了西宁机械厂、农牧机械厂，为青海省发展机械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初步基础。
图6 后排左6李慕愚与青海机械厂同志合影
3、父亲与机械工业发展
我的父亲对机械工业工作有着无比的热爱和专注，1963年初，父亲调任一机部直属单位-西安仪表厂工作任厂长。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作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心脏”的机械工业十分薄弱，而被称为现代工业的耳目和神经枢纽的仪表工业则更为落后，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援建我国建成第一个大型热工仪表厂，1960年正式投入生产。刘秀华发表的一文《陕北娃》中生动地描写了“西安仪表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由民主德国援建厂房，是包豪斯风格。全套设备从德国运来。1954年筹备，1960年4月28日建成投产，坐落在古城西安的劳动路北口。厂区以飞机大楼为中心，机身六层，机翼五层，东西办公楼保驾护航。从高空俯瞰，像一架欲将起飞的飞机，与西稍门机场遥相呼应，成为电工城的标志性建筑，十分壮观。
进入宽敞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华丽洋气的欧式大吊灯，深米色水磨石地板，中央盛开着彩色莲花，花瓣让人眼前一亮。首尾有四部可乘坐18人的两用电梯，左右宽展的台阶镶嵌着金灿灿的防滑条，凸显大厅的高贵大气。穿过机身长廊，呈现在眼前的是金属加工车间，让人震撼。穹顶用特制钢化玻璃密封，采光极好。一眼望去，几百台德式机床堪比国庆大阅兵。车间里冷暖风伺候，各个环节无不渗透出德国人务实、细腻、一丝不苟的人性化理念。
厂区的法国梧桐组成了林荫大道，绿草铺地，鲜花盛开，鸟语花香。这哪像一座工厂，像一个世外桃源，全国名牌大学生和归国留学生，几百人组成的研究所技术力量雄厚。全国支援西仪，上海、东三省、北京、广州、济南各路人马响应党的号召，西迁支援大西北。5600多人的职工队伍美女帅哥如潮，生机勃勃，在西郊独树一帜，一时风光无限。
西安仪表厂的家属区共有四个街坊，100多栋楼占据了西站至劳动路的半条街。幼儿园、中小学、仪表工业学校、医院、宾馆、灯光球场，像一座小城。早晨7点喇叭响起，第一套广播体操开始了，单身男女从四座单身宿舍鱼贯而出，一字排开，场面恢弘。星期六放电影，灯光球场人山人海”。
图7 西安仪表厂
图8 李慕愚在西安仪表厂门前留影
我和妹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仪表厂子弟学校读的。还记得小时候搬着小板凳早早就去灯光球场占座，电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都是在那儿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1963年初，父亲拿着周恩来总理签字的国务院任命书来到这里工作。由于父亲是陕西人，回到西安工作遇到许多老战友，老朋友，经常会在一起吃个饭，说说话。记得有一位老战友当时来我家看望父亲，就对父亲毫不客气的说：李老，你怎么工作越干越小？父亲却用陕西话回答说：“啥叫大，啥叫小，只要是国家需要，党安排的工作都叫大！”
当时正是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时期、工厂任务不足，经济困难，工人工资都难以维持。父亲到仪表厂后，调查了解情况，带动其他领导干部，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以主要精力抓了扭转亏赔和新产品试制。1963年父亲到厂当年就实现了“一季亏，二季平，三季盈”的经营目标，1964年选准项目，组织技术力量集中研究试制新产品--圆图电子电位差计，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投产、当年供货，转亏为赢，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到一机部的嘉奖。
图9 前排左8李慕愚与会议代表合影
1965年初，父亲李慕愚受一机部仪表局的委托，父亲亲自带队为三线建设选择厂址，为西安仪表厂招工 。要说父亲参加革命那么早，资历那么深，然而在他任厂长那时，工厂不知在陕西各地县招过多少次工人，可是父亲老家的亲戚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在县城或西安工作。在父亲去世的告别会上。除了我们几个女儿女婿是由国家正式分配在城市工作外，其它父亲和母亲的亲戚全是青一色的农民，在场的许多人感到十分的惊讶！
西安仪表厂就如同中国仪表行业的黄埔军校。在上海、北京、沈阳、丹东、开封、云南、四川同行新建仪表厂初期，西仪抽调许多干部及技术人员予以支援。1965年为朝鲜熙川仪表厂培训技术人员及工人，受到金正日的嘉奖。
图10 前排左4李慕愚与援朝会议代表合影
西安仪表厂也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学院的培训实习基地。曾赠予学子奖学金，开展广泛深入产学研工作。
1966年2月，父亲因健康关系，提出辞去厂长职务，经一机部党组同意，委派李慕愚为一机部驻西安仪表厂视察员。父亲在仪表厂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仪表厂有着深厚地感情，给职工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和口碑，大家至今对李老怀念在心。父亲和我们与西安仪表厂都有许多许多藕断丝连的事情值得回忆。父亲爽朗的性格与磊落的胸怀使他充满乐观。他为人耿直，直言不讳，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人不晓。
图11 左四李幕愚与技术工人现场讨论
图12 李幕愚 1972 年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父亲饱经人世间的沧桑，照理说该有多少对生命坎坷的叹息和牢骚，然而父亲在言谈、书信及处理事情上总是处处充满着谅解，宽容和爱心。父亲“解放”后的一天，当年厂里的一位造反派头头来找父亲，说他爱人得了晚期癌症，想托父亲找一位好医生。父亲二话没说，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拿着前去拜访，使他深受感动。
厂里的一位总工回忆到：自己当年还是年轻的技术员研究开发出新产品做出成绩，李老每次见到他都是鼓励他继续努力！一位当年的副厂长也说：“老李厂长来了以后，厂里有了很大变化。领导们之间团结了，新产品试制成功了，工人们有干劲了，生产任务上去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还有一件事让人难忘，那就是一天厂里有个双职工带着儿子来到我家里找到父亲，说他们家有两位多病老人要抚养，还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学校毕业十七八岁了也找不到工作，一家六口生活经济很困难。按照当时厂里规定，职工每家可安排一个大学毕业的子弟进厂工作，他们家不符合条件。但是父亲看见这个孩子身体很好，说话交谈没有问题，当时就安慰他们不要着急，一定想办法解决双职工家庭生活困难问题，孩子没有文凭干不了技术活儿，可以干体力活。后来经厂部决定安排他在铸工车间工作，他干的很好，全家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记得那时厂里年轻工人结婚，父亲要去说上几句；厂里的老工人过寿，父亲要去看望；厂里的幼儿园小朋友过节联欢，父亲也要挤时间去助兴……每逢春节大年初一早上父亲总是要从自已住的单元楼一层到五层挨家挨户拜个年，几十年来坚持这样，直到1990年身患重病，才让我们代替他这样做。父亲生病后，我给父亲从北京买的防止大出血的脑垂体后叶素飞机运到西安，储藏在冰箱里，当他知道仪表厂一位女职工出现大咳血，立即拿出药来让给她用，这件事至今还被传为佳话。
父亲从“文革”后就不再担任具体工作的领导，但是他仍然坚持去厂里和省委看文件，学习文件，参加厂里一些重要会议。组织上安排他为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来他每年都坚持参加会议，并积极参加提案工作，提交建议国家为仪表行业引进新设备，新产品及新技术的提案，提交积极培养仪表工业技术人才的提案等等。我们从小就接受着父亲的教诲，特别是他的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
图13 前排左4李慕愚与其他厂领导合影
父亲的一生在物质上是清贫的，在精神上是富有的。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他说过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姐妹也先后入了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我们和父亲，—位老共产党员同在一个队伍中行进。在他去世后我们替他补交了最后一个月的党费。父亲对党和人民无比的热爱和忠诚，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