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惯于引进、模仿的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很难体会创新的风险有多大。创新的风险之大，就像柳传志先生所言：创新找死、守成等死。对此，任正非先生建议，要避免这个悖论，要从创新管理开始。进一步，笔者认为：企业创新管理的核心，应该围绕着处置风险展开。
我看到过很多份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感觉有些想法像“骑着自行车想上月球”，太不靠谱。如果批评项目策划得不好，他们可能会说：创新总归有风险、要允许失败啊！如果企业都是这样的创新项目，一定是急着“找死”。
真正的创新项目不可能没有风险。《第三代研发》有过一个观点：“随意否决一个创新项目，有6、7成的可能性是对的”。但风气越严谨认真、制度越完善的企业，越是容易吹毛求疵、否决创新项目。如果过度强调规避风险，会导致创新“无事可做”，被迫变成了“守成等死”。
创新管理的本质，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以避免在“创新找死”；同时，要设法找到更多的机会，避免“守成等死”。从而让创新在“两死”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
合理地降低降低风险，本质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在项目开展之前进行筛选，否决不合适的创意、制定合适的技术目标和实现路径；在项目进行中，控制项目进程、投资节奏和研发策略，及时终止不合适的项目、调整不合适的做法。要找到更多的机会，首先要激发出更多的创意，便于筛出更好的项目；其次是要学会对技术目标、技术线路和推进策略进行调整，从而挽救好的方法。
国外的创新管理的基本思想，与这些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实践中，国外的方法上却显得有些不足。比如，大量不合理的项目并不能筛选掉。与此同时，国内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没有在国外的著作中提及。
后来，笔者意识到：项目的“筛选”、“调整”和“挽救”其实不是一次性的，需要经过若干轮的处理。其中，第一轮的“筛选”应该是要“符合常识”。既然是常识，国外的著作往往就很少专门提起。但我国科技界的问题，往往是缺乏常识。这样，大量缺乏常识的项目，堂而皇之地进入后面的立项直至审核阶段，甚至能获得高级别的奖励。
总之，中国的创新管理，缺少一道叫做“常识”的“工序”。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国内的许多科研科技工作者、乃至著名专家为什么会缺乏常识？首先，有些专家不认为自己缺乏常识。例如，常识要求创新项目要做到需求驱动，项目计划要符合逻辑。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符合“需求驱动”的要求，申报书也“符合逻辑”。所以，即便是最缺乏常识的人，也不认为自己缺乏常识。这让人联想起卡内基先生的一个观点：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在我国，缺乏常识是非常可怕的。笔者发现，大企业里负责创新管理的有些专职领导，都缺乏基本常识。问题是何等的严峻！
人们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缺乏常识也是自然的。为什么老资格的专家、领导往往也缺乏常识？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科技体制的深度来回答了。
一个人的常识是怎么来的？是实践中磨炼出来的。遭遇的失败和挫折多了，利于认识常识。但什么又是挫折和失败呢？对企业来说，失败是不能得到用户的认可、是无法在市场上创造价值。但许多院所的学者来说，所谓的失败是申请不到项目、发不出论文、拿不到奖，评价成败的人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市场。反之，在学术界重视市场和应用的人，反而容易被边缘化、成为一个LOSER(失败者)。另外，企业里面一心只想做领导或者伺候好领导、对科研本身没有兴趣的人，也可能缺乏常识。
这是导致学术界对工业创新缺乏“常识”。
在我前面一篇文章中，读者Augus留言道：“德国高校选拔工科教授的一个硬性规定就是：候选人必须在博士毕业后到工业届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德国工科类优秀的教授都曾是各大企业研发的负责人。另外 ，政府各类科研资金特别是工科，必须要有企业参与，而且科研出发点一定是企业提出，这样的项目申请才更有可能获得资金。为了拿到科研资金，工科类教授必须维持自己在企业届的关系，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用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企业也是乐于和高校合作利用公共资金，做技术积累，双赢。”按照我的理解，这样的教授显然应该具有真正的“常识”。
还有一位叫做刘卿的读者提到：“德国很多工科博士，是在企业里读的，等于在企业工作同时在高校挂学籍。有企业和高校的双重导师，科研成果直接用于企业。但由于成果偏应用，而且往往对企业来说涉密，不适合发表太多学术论文，毕业回国工作反而吃亏。”换句话说，常识多的人在国内反而容易被“边缘化”。
所以，如果制度本身有问题，缺乏常识就变成了常态。至于科技制度本身的原因，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比如，不能区分科学和技术。大家具备了常识，才能认真讨论创新管理的问题。
笔者认为，常识是可以学习的。笔者在评价创新项目时，经常问三个问题：“项目的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是谁？用户是如何使用这项技术的？为什么过去别人没做或者没成功？”。当人们习惯于用这三个问题问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具备常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