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是：现代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葛剑雄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之问是“问的是社会，不是问学校”。我特别敬重葛先生。他是个明白人、也是个敢于直言的人。但他的文章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钱先生问的不是社会，是领导。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并不多。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是最典型的时期。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冲击，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两个时期的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动乱，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权。这时，国王和军阀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军事斗争上，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胆量管控全国的舆论。相反，他们渴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道义上支持自己。这就为思想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除了上述两个时期，唐宋是思想相对活跃、经济发展特别好的时期。这两个阶段是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在这两个阶段，统治者非常自信，比较容易容忍不同的声音，政治上也相对宽松。宋仁宗时期，有个秀才鼓吹造反。宋仁宗却说：他是想当官了，给他个官做吧....与之相反，明清时期是思想言论控制最严的时期、多次大兴文字狱。这导致了我国科技停滞了差不多有600年。
言归正传。反右、文革等年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还培养不出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难道言论的边界比唐宋还小？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比如，普通人私下“妄议”高级领导，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
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过去不一样了。
明朝时候的朝廷命官大约有两万人。现在，上海市的局级干部就有几千人。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复杂多了，官员的需求量大多了。
相当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优秀人才都被在体制内部，被固化在一个个大小不等、层次各异的“格子里”。在这个格子里，上面的要求被层层加码、层层放大，自由度越来越小。体制是个金字塔结构，学校就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小格子：在学校内部，校长最大，下面是院长、处长、主任；出了学校，就是局长、厅长、部长.....只要官当的足够大，“学问”立刻就可以大起来。所以，院士、博士、教授、专家的帽子，往往戴在领导的头上；有了这些帽子，就能成知识分子的“代表”，就可以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说话了。反之，许多安心做学问的优秀专家，退休的时候只是副教授，就没有“代表”知识分子的资格。听话的人才有话语权，何谈思想突破？
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追求的是升迁。为了获得升迁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循规蹈矩。这样，在“格子”里面的人，就被管得服服帖帖的。自由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
在笔者看来，要培养大师，需要在体制外建立独立的机构。这些机构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受层层加码的领导。有了这样的机构后，体制内外增加一些“旋转门”，把个人的自由扩大。如果领导愿意这么做，钱学森之问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作者：郭朝晖(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企业研发一线工作20年；优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学家；东北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内知名智库、走向智能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原宝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