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出台，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三胎政策出台，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本人是看不懂的人之一。
谈到计划生育，很多人的脑子里有达尔文“过度繁殖”的观念：如果不加控制，人口会以指数形式增长。岂不知，到了现代社会，这个规律发生了变化。除了信仰某些特定宗教的人群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妇女受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的模式是从指数增加到指数减少。
在农业社会，短缺的是土地等生产资料。人口越多、平均占有的资源越少，人越容易贫困。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多反而是个优势。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集中，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很多人质疑污染、拥挤等“城市病”。其实，城市病最终是靠城市的发展解决的。京沪等地房价贵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这些城市容易吸引劳动力。很多人宁可放弃房价便宜的中小城市，也要到大城市找工作。
当人口进入下降通道时，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不久前，我和西部一位副市长聊天。他告诉我：通了高铁以后，年轻人都涌向了省会。他还告诉我：他每次回农村老家，都发现人越来越少了.......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推进城市化。陆铭先生在《大国大城》中指出：中国需要把城市做大。他的这个观点，已经被高层领导认可了。
最近几年，尽管全面放开了二胎，人口增长依旧放缓。随着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人口负增长就在眼前(易富贤先生认为，现在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明显减退。有官方媒体做了个调查，在3万多参与调查的人中，愿意生三胎的不到1700人；完全不考虑的则超过了2.9万人。
我不明白：出台三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三胎”理解为限制不许生三胎以上。那么，有多少人愿意生4胎及以上呢？这样的家庭微乎其微、对人口增加几乎可以忽略，出台政策有必要吗。但是，执行3胎政策却是需要成本的。比如，政府要养活庞大的计生队伍，划算吗？怎样处置生4胎的人？如果把“三胎”理解为鼓励生育，为什么又不全面放开呢？
著名人口学家梁中堂先生曾对我讲：生多少孩子，应该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国家可以倡导、不应该强制。开放自由生育意味着对公民自由的尊重。
2014年7月，为了维持独生子女政策，有司请了原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出来站台。翟振武说：全国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开放二胎后多出生8000~9000万。他还写论文预测：放开后的高峰期，当年会出生4995万人。结果呢？开放二胎后，最多的一年多生200万。我发现，现在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靠出卖良心、良知过日子的。当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惭愧。但更奇怪的是：这些人的观点却偏偏有“买方市场”，让这些人活得很滋润。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或许就在这里。
对于人口政策，我一直搞不明白：某些部门明明知道开放自由生育的意义，却偏偏不这么做。明明知道翟振武等人是胡说八道，却偏要用他的观点做决策。更可气的是：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胡说八道，却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胡说八道.....
关于翟振武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千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是这样。这是我特别不懂的。
作者：郭朝晖(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企业研发一线工作20年；优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学家；东北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内知名智库、走向智能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原宝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