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30年后，世界就颠倒了个个儿：忽上忽下的猪肉价格代表了跌宕的CPI，20元一斤；你因不敢相信国产奶粉而选择外国奶粉，要210元一罐；刚逃离堵车现场又要面对高速收费，需120元一程；修电器的人不再是邻居而是物管公司，交200元一月；你一边失眠一边办健身中心年卡，付3500元一年；你一边对同事态度冷漠一边参加搭讪培训班，给800元一课……你的幸福感建立在每月的收支账单上，你只为自己而活，你的人生发动机是你没完没了的欲望。
无法否认，金钱已经开始主宰你的自由，变成了你生活的国王。
明里暗里，金钱主导了一切社会权力关系。
钱的中国的拐点
早在1023年的中国成都，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就诞生了。从“净众寺”诞生的中国纸币，却多年未洗涤过众人的内心。《管子》有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为首，商居末。“权力”和“金钱”不同步。
随着中国的开放，西方的金钱逻辑亦来到中国。理想主义的偶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有闲阶级。今天，韩国《韩经商业周刊》这样描述“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德国《世界报》引用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马库斯陶贝教授的话：“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异常浓厚，事业与成就首先是以金钱衡量。”
中国人的时间（生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赢者通吃的时代，钱成为了最近30年中国人思想与生活转变的一个拐点。整个社会对金钱的集体向往，催生了中国中产阶级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图谱——他们有学历、有房、有车、有家庭，手持多只具有成长性的股票，却没有私人生活的情趣。罗伯特·索洛在《资本主义的今天》里写过，人们抱怨工作的冷淡无趣和非人性化，成就感和满足感荡然无存。同理，中国的中产们一边分期付款支付所拥有的一切，一边抱怨缺乏幸福感、价值观崩溃。
姓钱的中国人总喜欢给孩子起个与钱抗衡的名字，诸如钱锺书、钱学森，避免钻到钱眼里的俗气。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关于钱的各种矛盾之中：爱钱，又怕有钱；不承认钱是生活的全部，但生活的一切都不得不围绕着钱；不承认钱是人生的唯一价值，但回首往事，除却为钱奔波的奋斗经历，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是失去了多元的生活选择，才退一步去追求金钱；还是因为追求金钱，才导致了生活的沦丧。
中国人生活的一切不得不围着钱转。
钱无罪，人有病
亿万富豪李春平写过畅销书《忏悔无门》，说的是财富的传奇。他在得到财富后，想把曾经的爱情、亲情赎回来，“然而岁月不可以召回，青春不可以抵押，感情不可以救赎”，终是忏悔无门。
“这个世界将要失去某样东西时，这样的东西价格必须上涨。”《超级金钱》里的“大人物”温菲尔德如是说过。在物欲旺盛的这个时代，纯爱、友情、梦想与信仰早就物以稀为贵，与你内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钱的距离越来越近。
德国多特蒙德的海德玛丽女士曾做过一个脱离金钱世界的试验。这位50多岁的教师及心理治疗师在6年时间里，只和别人进行劳动与实物交换。她给文化中心做饭，只为使用电脑；她给孩子补习德语，报酬是一顿晚饭；她帮别人照顾小猫，以换来一张车票。结果，社会人士给了既不交税也不上缴社会福利的她一个负面的评价：“社会的寄生虫”。市政府更持否定态度，因为没有税收的任何“贸易”，对城镇而言都是灾难。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逻辑，它造就的一个金钱为尊的“非环境”。金钱成为成功学标准背后，是这个社会的集体无力感与失败感——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习惯怀疑多于信任；在资源紧缺的城市，我们习惯生存先于梦想；在商业时代，我们习惯以利益得失作为行事标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盲目相信西方的进步，却忽略了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断裂；在多元的文化世代，我们反而找不到共有的追求与梦想，金钱成了唯一的大范围目标符号。
英国首席法官培根写有《论金钱》，却因受贿被囚于伦敦塔。传说培根出狱后烧掉了原作，想重写《论财富》，却支气管炎复发而死。有考据癖认为他早已发现金钱的阴谋：“即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
成功是一种毒药，钱是它的药引。如果金钱到最后，没有给中国有钱的人带来幸福，却让中国没钱的人不断抱怨，我们又该如何填补这30年观念骤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道德错位与文化断裂？
文章来自网络，文/黄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