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憋在家里写书。虽然写了不少乱七八的文字，但整体上感觉很乱，写完后就想废掉。心情很糟糕：晚上还梦见做不出数学题，早上起来还有压抑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写书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介绍一些具体的知识点。我对读者的定位，就是有思想、不缺乏知识的人。我能做的，其实是把碎片化的知识结构化成一个逻辑体系。
这样，我缺少的是统领各种知识的视角或者观点。于是，我决定停下来，在小区里走走、放空一下。走着走着，想到了一句话“兵贵神速”。想到这里，我意识到：我过去对“快”的认识其实不深刻，并且过多地受到了自动化的影响。
对工业企业来说，我们可以用三个层面，把“快”的价值说清楚。在执行(自动控制)层面：设备的快速调节，可以保证工艺参数和生产节奏的稳定性。在管理层面：快速及时的反应，可以避免各种故障和异常，避免在效率、质量和成本方面的损失；在市场和供应链层面：快，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卖出更高的价值、提高客户满意度、以更低的成本组织生产。
除了直接的价值，快速响应还会带来间接价值。比如，某个企业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后，会推动其他企业的改变。比如共享经济：当有人能够快速提供资源和服务时，企业就可以不必强调拥有资源，而是去共享资源。再如，具备快速响应能力后，可以推动定制化生产、推动企业的业务转型。
这一切，都是由“快”引发出来的。所以，快快”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快”本身，而是带来了其他的好处，包括质量、成本、效率、市场、溢价，带来了企业和产业生态的变革。
对于这三个层次，还可以用另外两个视角来看。以上三个层面，其实分别对应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层面的关系是：涉及的范围不断增加。从单机自动化，到企业内部网络，到跨越企业、社会的互联网。三个层面也大体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对应起来，也就是先出现自动化，再出现信息化和智能化。从理论上讲，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归结到控制论的体系。但现在的机会却更多在智能化的范畴。
快速响应能创造价值，显然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又可以归结到德鲁克的名言：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
做正确的事。信息技术的优势之一是支持做正确的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在2500年前就意识到了信息保证决策的原理。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完整、及时和准确的信息。这就是物联网、互联网和大数据引发智能化的原因。但决策不仅要有信息，还要知识。要计算机做出决策，就要把人的知识数字化。机器决策的好处附加，是可以摒弃个人或部门利益，用全局利益最大化的高度做事。
正确地做事。工厂、政府等组织要做事的时候，往往是分工协作的。要正确地做事，必须保证信息的传递“拷贝不走样”。数字化和互联网就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准确。40年前，何老先生追求“数据不落地”，也是为了防止人干扰信息的准确性。当然，保证信息传递的技术还有很多，如保证实时性、保证信息安全等。
“快”的效率，决定于三个环节：快速地感知信息、快速地决策、快速地执行。对于这一点，我过去的认识有些局限。
我曾经把快速地感知信息理解为采样速度快、信息传递速度快。其实，这种认识受自动化时代的影响太重，脑子里想的都是秒级、毫秒级甚至更快的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并不是这个逻辑。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快速感知信息的背景是“完整、准确地感知信息”，也就是说，所谓快，是更快地实现信息的完整性。
比如，我们决定到一个城市去之前，要选择坐火车还是乘飞机，还要比较哪班火车或航班更合适。如果缺乏信息手段，我们需要去火车站、飞机场去获得信息。这不仅影响决策效率，也提高了决策成本，进而影响最优决策。比如，我们很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航班就订票了，而不去比较有没有更好的出行方式。再如，工厂生产需要成百上千种原料、备件，如果信息技术搞不好，采购和库存管理就搞不好，生产和采购还可能会出现脱节。在信息技术背景下，信息收集的质量和效率高了，也就便于决策优化了。
复杂决策的麻烦、费时之处，在于多方协调。生产中出现质量问题时，可能涉及到生产组织、质量管理、销售、人力资源等多方因素。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需要把相关单位和部门的人凑在一起开会。凡是需要凑齐人才能决策的事，时间效率就会很低。反之，如果把知识固化到计算机里，就可以把讨论的时间省下来，从而加快了决策的效率。
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知识数字化的重要性。与决策过程相比，知识的产生显然是慢得多的。如果把产生知识的过程纳入在线的决策流程，就像把做饭的时候才去种地，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一般的处置思路是：离线产生和准备知识，在线应用知识。所以，执行具体任务时，决策的流程和逻辑往往要事先固定下来。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固化到计算机里。这样，事件发生以后，计算机按照既定的流程(处理问题的知识)走就是了。所以，知识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一般要在执行前准备好。
最后谈执行的效率问题。
在自动化的场景下，执行的过程是直接给机器下达指令、立刻可以执行。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执行的过程复杂得多，甚至还需要进一步的决策。比如，生产管理部门的的指令是“把物料从A地运送到B地”。但执行这个决策时，运输部门需要配置车辆、司机、吊具等，这个这里还需要一个决策的过程。在信息化不发达的时候，下达的指令可能执行不下去。这时，需要反馈上来、重新进行决策。这就会严重地影响执行的效率。而信息技术可以把执行的环节打通，下达指令时就考虑到下面的可执行性。这就可以避免无效的反复，从而提高执行的效率。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执行效率提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可以提前预留执行时间。我们知道，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在大的物理空间中处理问题。物理空间变大以后，物理空间产生关联的时间周期就会变长，往往不会马上产生关联的行为。但是，为了产生关联时及时响应，却往往需要提前留出准备的时间。这就好比：你打算去一个城市，希望人家来接站。但你必须提前打电话告诉人家才行，不能到了以后再给人家打电话。
几年前，我开始研究智能制造时，提出“多方协同、资源共享、知识复用”三个要点。现在看来，这三个要点也可以纳入快速响应的体系。所谓多方协同，是响应速度快的表现；所谓资源共享，是快速响应的结果、也是促进快速响应的手段，以保证执行必须的资源；而知识复用尤其是通过数字化的复用，则是支持快速响应的基础手段。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现在推进的所谓智能制造，就是Samrt Manufacture。Smart 强调的就是快速响应。十年过去了，认识的系统性还有待增强。另一方面，我不喜欢Intelligence Manufacture 的概念：我企业关心的是效果和价值，管你用不用人工智能干啥？
作者：郭朝晖(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企业研发一线工作20年；优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学家；东北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内知名智库、走向智能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原宝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