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2014年初，我在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我以技术业务专家的身份向公司领导建议：关注一下与智能制造、工业4.0相关的技术问题。那时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会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的一生也就几十年，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只是短短的瞬间。凑巧的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一瞬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社会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其实很快。过去经常有人遗憾地说：仅仅犹豫了几年，就再也买不起市里的房子了。改革开放至今，也仅仅是短短的40多年。如果往前追溯40年，中国人民正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再往前追溯40年，中国还处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孔子、苏格拉底等伟大的思想家的诞生，其实也不过是几十代人的时间。
对于中国人来说，引发巨变的不仅是数字化技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从劳动力严重过剩走到短缺。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将从依靠资源投入到依靠创新。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先进企业，已经和世界先进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从技术跟随模仿转向了创新引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消失殆尽，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驱动技术的进步。这时，后发劣势反而更加明显。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今天也是个伟大的拐点。在这个拐点的前后，企业的外部环境会将会发生很多变化，过去的经验和优势正在迅速消失，未来却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企业希望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子应该如何走下去。
在这个时候，专家学者们站到舞台的中央，他们告诉企业如何应用数字化技术、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但有经验的企业工程师却常常发现：这些专家的地位很高，但却缺乏现代工业和企业经营的常识。迷信他们的说法，可能会让企业加速破产。
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濒临饿死。晋惠帝听完以后，感到奇怪：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从“技术层面”看，晋惠帝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肉粥比粮食更有营养。但从现实层面看，晋惠帝的观点却是错误的：没有粮食的人，怎么会有肉粥呢？可以说：晋惠帝的方法背离常识。所谓的常识，往往是那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如果方法背离了常识，看似合理的做法其实就是错误的。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晋惠帝错误在于“不具备经济性”。许多学院派的专家讲数字化转型，其实也犯了同样的常识性错误。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他们看不到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困难、看不到价值创造中的麻烦。于是，他们以为：只要原理清楚了，直接用就可以了.....
有人问财主的儿子：做饭用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儿子答道：米是我家米缸里取来的。财主听到后大怒：你真没有见识！米是我让农民装到米缸里来的！
专家眼中的技术应用，就像从米缸里取米那么简单。他们看不到企业在应用新技术时面对的各种困难，就像财主父子看不到农夫播种、插秧、浇水、除草、收割、打场的过程，也不能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
芒格先生说：常识很重要，但认识常识并不容易。我国许多工科的教授专家，对现代工业的理解也不深刻。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些教授的老师、老师的老师，其实对现代工业的接触也很少。但对现代工业的解释权、话语权，却往往掌握在对现代工业理解不深的人的手里。这种现象，其实也不符合常识。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在笔者看来，这些成功的技术，都是符合常识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常识、经济发展的常识、工业技术发展的常识。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工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但这些常识仍然是不变的。
在拐点到来的时刻，我们需要认识常识、尊重常识，才能让我们的行动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顺应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潮流。
作者：郭朝晖(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企业研发一线工作20年；优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学家；东北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内知名智库、走向智能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原宝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